互联网资讯文，互联网资讯文案

摘要

从泥板莎纸到广播电视，每一次传播载体的革新都引起了人们对交流的想象。正是从这些想象的发生和相互斗争入手，本文在考察互联网时代关于交流想象的话语实践后认为，这些想象既是个体，也是其所属阶层孜孜坚守的传播价值取向，想象之间的斗争不仅体现了一种社会运行的模式，也体现了该社会场域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性。因此，对传播交流的想象永远都不只是一个基于技术的话语观念问题，而是一个斗争与妥协的社会控制问题。

关键词

互联网；交流；媒介想象； ARPANET；

约瑟夫·利克莱德

作者简介

原平方

中国政法大学 政法宣传与舆情研究中心

张博文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作为互联网最早雏形的ARPANET（阿帕网）是美国军方应对冷战的产物^[1]。1973年，罗伯特·卡恩和文顿·瑟夫发明了互联网协议套件“TCP/IP”，定义了不同计算机网络之间信息传输的规则。1989年，蒂姆·伯纳斯·李撰写了一份备忘录，提议了“基于Internet的分布式超文本系统”，也即后来的万维网（WWW），自此，现代意义上的互联网逐渐成型。如今，互联网已不再局限于IP网络，小写的互联网（internet）代替了大写的互联网（Internet）被更广泛地使用^[2]，而后者也成为前者的一种，并专指前身为ARPANET的那个网^[3]。需要留意的是，在中文世界里，万维网、因特网、互联网三者之间彼此概念并不相同，但却经常被混用：万维网只是互联网之上的一种超文本功能，因特网则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即国际互联网，而互联网一方面既指任何一种通过网络互联起来的计算机网络集合，也指诞生于ARPANET的那一类计算机网络集合。本文所指的互联网即大写的互联网，也即早期的因特网，维基百科将其定义为“利用TCP/IP通讯协议创建的，由各类通信设备组成的信息网络”^[4]。鉴于本文讨论的线索是互联网发展史，因此本文聚焦的场域主要限于美国。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开放”、“共享”被认为是其精神核心^[5]，“连接”则被看成是其本质^[6]。究其原因，离不开社交媒体的发展与应用，后者使“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成为现实。通过梳理互联网概念的演进历史， 方兴东将1995年确定为现代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真正起点^[7]。而在该年12月，“全球最古老的社交网站之一”的Classmates在西雅图创立；两年后，被CBS看成是“全美第一个社交网站”的SixDegrees也正式投入运营；此后，Ryze（2001）、LinkedIn（2003）、MySpace（2003）等相继成立，直到2004年Facebook火爆全美，美国真正进入所谓社交网络时代^[8]。就此而言，本文将Internet的发展史区间截点止于1995-2004年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在此之后，Internet由美国逐渐走向世界，成为全球的而非美国本土的话语角力场；此外，在Internet逐渐被internet取代的过程中，关于ARPANET的历史或将被遮蔽，但这段历史对于Internet则不可忽略。将Internet的时间截点止于1995年的另一个原因是，从互联网治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在1995年之前的时段里，美国互联网的发展恰好处于其开放阶段^[9]。此时对于互联网交流之想象想必也最开放、最自由、最能反映其原生态，因此也更适合本文对于互联网交流之想象的研究。

一、交流的想象：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从今日看昨日，昨日的想象便是今日的记忆，而记忆一旦表达，便具有社会属性^[10]。因此，本文谈及的“昨日的想象”必定也是“已经社会化了的”或“正在被社会化的”记忆。由于记忆具有零散、缺失以及富有生命情感等特征，对昨日想象的记忆书写便免不了以偏概全、融情于理。然而，历史的玩笑正在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有“已经社会化了的”或“正在被社会化的”才能成为“被书写的”，进而融入到人们的意识之中，影响整个社会。这样看来，对书写记忆史而言，记忆的“陷阱”反倒是其生命力的源泉，它使得当代的智识以及当代对未来的想象有机地融入到对记忆的书写之中，而对记忆的每一次回溯，又重新开启人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对待这种“陷阱”，本文采取的应对之策是尽可能地揭示出历史的细节，尤其是那些过去被忽略但现在看来却是至关重要的刺点，挖掘想象各方的暗连汇通之处，让它们以对话的形式上场，展现出一幅针尖对麦芒的想象图景。

除了想象，本文的另一个概念是交流。交流（communication）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丛，在当代英语里，它有三种意思：“imparting”、“traNSFer or transmission”以及“exchange”，对应到中文则有交通、通信、传递、交往、流布等十余种含义^[11]。在本文中，“交流”并非物质或能量之间单纯地转移或交换，而是由人的精神交往需要扩散到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人与人的互通， 这种互通一方面依附于生命本体，离不开人；另一方面它是“人的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包括一切心灵符号、在空间里传达这些符号以及在时间里保存这些符号的手段”^[12]。从后者来看，用于交流的一切符号或手段皆属于它，但从前者来看，交流则超越了工具本身，是“具心性”的。所以，本文所言的“交流”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学科，而是一个领域^[13]。可以说，精神交往的需要从人们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而对某一种精神交往的需要一旦社会化，需要亦会促进这种精神交往有组织有系统地发展^[14]。明白这一点，对理解不同的人们为何会对互联网交流之想象千差万别至关重要。

在所有用于交流的符号中，除了动作神态，口语或许是最古老、最富有生命力以及最具人性化的表现形式。发表在《Nature》上的一篇文章指出，人类最早开始说话始于12万-20万年前^[15]。《圣经》中关于巴别塔的隐喻暗示了语言的无穷威力。而这个隐喻也告诫人们，交流之所以成为问题，关键在于人们使用的交流工具语言的差异。尽管现在看来，这一隐喻早已丧失魔力——即使使用同一种语言，人们也似豪猪似的具有不可接触性^[16]，但人们对于交流工具以及由其引发的关于交流之想象的追求却依旧毫未停息。这一追求甚至横亘在了每一段传播技术的发展之中：正是由于印刷机，人们才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文艺复兴以及新教的反叛才由此得以勃发^[17]；而电话（Cellphone）帮助我们达到了梦寐已久的交流状态，它就像细胞（cell），为人们创造了新的社群、可能性以及社会关系^[18]；广播、电影、电视同样也被认为具有相当大的魔力，“效果研究”理所应当地成为美国传播学中最主流、最时髦的词汇之一。尽管这些管理型研究的研究成果并不尽如人意，可人们还是打心底里相信媒介具有潜移默化的强影响力^[19]。另外，媒介除了能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它甚至还能影响人的心灵。米德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提出心灵（mind）是通过社会化的符号（主要是语言）构建而成，人们正是在构建心灵的过程中才意识到了自我（self）^[20]。由此来看，纸张、广播、电话、电视……这些传递、保存社会化符号的工具或手段便天然地促进了交流，难怪约翰·杜威要把传播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之中。”^[21]

纵观整个媒介交流想象的研究史，有两种传统不可忽视。一种是把媒介看成是技术，思考其所引起的社会变化究竟给人们带来了何种想象，他们认为“科技信仰”、“电子信仰”是美国文化的特征之一^[22]；另一种传统来自欧洲的媒介考古学，他们认为每一种可能性的诱因，如个人信念、想象偏好等都可能影响人们对媒介的想象，并由此成为整个社会想象图景的一部分^[23]。除了这两种把媒介看成是客体的研究传统，任何一种媒介其实都还有一部“自我想象史”。例如，不论是过时的还是没过时的，任何一种媒介都曾以“新奇”（novelty）进行自我标榜而不论它是否真的新奇，这种提法本身就引发了人们对它的期待与恐惧^[24]。对应而言，旧（old）意味着可能会消失，并由此给人带来一种怀旧感——几十年前，电视机的出现就曾让无数美国人对广播是否会消亡产生担忧^[25]。然而，随着黑胶唱片逐渐被数码唱片所取代，它却又以一种发烧对象和收藏品的想象而出现^[26]。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想象从一开始便天然地嵌入到媒介发展的各个阶段。一方面，想象成为促进媒体变革的动力，并为它带来了试验和发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社会文化背景又约束了媒介的发展，并反过来建构人们对于媒介交流之想象^[27]。

据此种种，彼得斯认为，“技术话语”和“治疗话语”是二战之后美国传播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前者以技术控制的眼光看待传播，认为人类交流的不完美性可以借助技术得到改善；而后者则从人文主义和存在主义心理学入手，宣称人类交流的障碍都可以被消除^[28]。作为传播学的遗产，这两种媒介想象话语对后人依旧发挥作用。1960年，心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利克莱德在“机器增强的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提出了“人机共生”的设想——这无疑是“技术话语”的变种。他认为，未来的计算机将能够实时地帮助人类进行公式化思考，人脑将与计算机紧密合作，达到一种亲密的伙伴关系^[29]，他也因此被公认为控制论与人工智能的先驱。相比之下，莱文森显得更加激进，他将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投射到媒介之上，认为媒介“进化”的逻辑就是人类需求的“选择”，媒介将变得越来越像人，越来越让人恢复到自然的交流状态^[30]。然而，这种技术乐观论近年来已不再新颖，“媒介作为一种环境”很早就被提了出来，人们早已意识到人与媒介复杂的互构关系。彼得斯更进一步地认为，“媒介不仅仅是各种信息终端，同时也是各种代理物，代表着各种秩序”^[31]。由此，人们不得不承认，作为交流手段的媒介，它生来就有是硬币的两面：作为桥，它是交流手段的延伸，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更加方便和自由；作为沟，它充满了象征符号的诠释与互构，冷落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亲密与温情^[32]。面对媒介，人们对交流的想象各有悲欢，在互联网时代，这幅想象的画卷依旧被孜孜不倦地书写着。

二、想象的画卷：互联网的话语实践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关于互联网交流之想象不能单从互联网本身说起，过去的经验——人们对电视的想象不是在硬件设备和思想的自由市场上，而是在文化、科技、法规和美学假设的复杂网络中构建起来的^[33]——时刻提醒着我们，对互联网交流之想象可能也是类似的一个故事。基于对口述史、研究报告、论文著作以及官方网站材料等的分析，下文将对互联网的史前史以及ARPANET从1968年的原始构想到1995年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互联网近三十年的技术发展史做节点式的简短梳理，并将与之密切相关的多方势力，如军方、计算机科学家、政府、商业机构、大众文化等对互联网交流之想象与实践一一绘制，以勾勒出交流的想象史。

（一）

可能的起点：未来我们该如何处理知识

作为一种技术，互联网首先是由一代代技术工程师创造出来。不过，在技术被创造出来之前，对技术进行想象的图景更加古老，这一点也明显表现在互联网的发展史上。

早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科幻作家、历史学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就提出“世界知识联盟”的想象，这一想象以“知识”为纽带，意在将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盟”起来。董军将其看成是互联网思想“互联互通”与“知识共享”的先声，并将其与后来的“人机关系的重建”、“传输控制协议的发现”并列为互联网思想由萌发走向成熟的重要飞跃^[34]。在《人类的工作、财富和幸福》一书中，乔治·威尔斯把“世界知识联盟”具体化为“世界脑”，即“世界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学知识的集合体”。他认为，这一“集合体”不仅能提升人类整体的智能，解决人类思想混乱的状态，为每一位有识之士正确地参与政治、社会生活提供知识背景；还能将人与人紧密相连，从而打破威权统治的魔咒^[35]。2004年，Google启动“图书扫描计划”，宣称要将全世界129864880册图书全部扫描完——这一行为堪称“世界脑”想象的当代现实版——可它随后无可奈何的夭折却让所有人唏嘘不已：谷歌花了4亿美元扫描了2500万本书，但因版权纠纷，世界上竟没有一个人拥有阅读它的权利，最后只能躺在谷歌的数据里被历史掩埋^[36]。

相比于陷入版权漩涡中无法自拔的“图书扫描计划”，另一种关于知识共享的想象显得更具有可实现性。这一次我们的主角是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万尼瓦尔·布什，他在二战期间曾协调了大约六千名美国重要的科学家，具有将科学研究应用于战争的成功经验。他认为，“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志趣延伸地如此之广，而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发展出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使我们能够使用这些从古到今积累下来的知识”，因此，他提出“Memex”设想——“它是一种设备，个人可以在其中存储其所有的书籍、记录和通讯，并且该设备已经机械化，因此可以超快和灵活地进行咨询，这是对他（使用者）记忆的扩大和补充”^[37]。万尼瓦尔的构想实在令人激动，“Memex”几乎就是当代计算机的雏形。互联网早期的开拓者道格·恩格巴特甚至为此决定，“我的人生使命就是将Memex变成现实”^[38]。此后，他创造了一套完善的可以管理、处理和传达文本和视频图像的交互式硬件和软件系统。后来证明，这项技术极大地促进了APEANET的普及。实际上，“Memex”的影响远不止于此。1961年11月，美国图书馆资源委员会特意资助了一场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的题目是：“概念及问题：未来图书馆”，围坐在一起的心理学家、企业家主要讨论两项议题：一是人与知识互动的理念与问题，二是电脑在信息储存、管理和利用上的用处。这次会议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直接将电脑引入到了议题的讨论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委员会随后还资助了约瑟夫·利克莱德，后者在1962-1964年恰恰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旗下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IPTO）的领头人，而IPTO恰恰是ARPANTE诞生的摇篮！

在《未来图书馆》一书中，利克莱德首先提出，图式是人们构造认知系统的方式。相较于任何一种物理形式的图书馆的模型，与图书馆有关的图式才是专门的、根本的、新生的，即一种“元认知系统”。因此，他得出结论，图书馆的“元认知系统”拒绝任何实体的图书馆概念，当我们谈论未来图书馆的时候，我们势必就要拒绝部分现有的图书馆观念，譬如印刷的书、长期保存的书等等。当然有些观念依旧值得保存，譬如文章要分章节段落等。同理，类比于电脑，情况也是如此。由于电脑跟人的“元认知系统”有所不同，利克莱德认为，此时的电脑可以发挥两项功能：一是在试验中摸索处理数据的方式，二是模拟和演示技术和系统^[39]。这一想法促进了后来他对“银河系网络”的想象，也体现在他的人机共生理念之中。互联网从一种纯粹的关于知识共享的构想，转变为了一种技术上的某种实践操作与呈现，现代网络呼之欲出。

（二）

梦想的实干家：军方与早期计算机科学家

只有承前，才能启后，要谈互联网，必须先谈ARPANET，而ARPANET又离不开ARPA（后改名为DARPA）。ARPA最早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8年拨款成立, 其目的在于“成立并执行研究和开发项目，以扩大美国在技术和科学领域的成就，使其远远超出眼前的军事需求”。事实上，促使该计划局成立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应对苏联的军事威胁^[40]。计划局旗下有众多分支。1962年，利克莱德接管了IPTO；次年，在一次讨论会议上，他提出了“星际计算机网络”（又称银河系网络）——“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电子共享空间”——的构想，并认为“在家中使用计算机的人们将能够购物，处理银行业务，搜索图书馆，获得投资和税收建议以及参加文化、体育和娱乐活动”^[41]。如今，这一设想已成为现实，“星际计算机网络”也即人们所说的互联网。利克莱德对基于计算机连接之上的“全新通信系统”的强烈兴趣和深刻认识促使许多计算机领域的人第一次认真地考虑它。譬如，这一设想就对唐纳德·戴维斯和劳伦斯·吉尔曼·罗伯茨产生了重要的激励作用，间接促成了后来分组交换技术在ARPANET上的运用^[42]。此外，利克莱德还对分时共享技术深信不疑，计划局因此资助了一系列与分时计算机系统相关的研究。这一传统后来得到了利克莱德的继任者伊凡·苏泽兰特和罗伯特·泰勒的发扬，在他们的推动下，计划局资助了一个网络项目，这个网络项目也即后来所谓的ARPANET，该计划的目的是连接各个高级研究计划局站点无法兼容的系统^[43]。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建立在分布式计算机系统之上的ARPANET即使一部分被核弹击毁，那剩余部分也能保存原有数据中心的所有信息^[44]。因此，ARPANET的建立可以说从一开始目标就十分明确。

1967年，泰勒聘请罗伯茨为ARPANET的程序经理。在一次操作系统原理的专题讨论会上，泰勒了解到了戴维斯分组交换的思想，并决定将其运用到ARPANET的建设之中^[45]。诡异的是，戴维斯曾因此得到过英国的一个项目，但是几年以来，多节点分组交换网络在英国却一事无成。1968年，罗伯茨在一份技术报告中正式勾画出了ARPANET的应用前景：“每个系统都可以通过分时的方式按需向另一台计算机系统提供其服务。所需的网络互连类型最重要标准是，任何类型的联网计算机上的任何用户或程序都可以利用任何其他计算机上可用的任何程序或子系统，而无需修改远程程序。”^[46]在这些文字里，我们充分看到了技术传统对ARPANET未来的影响。

然而，要实现这一前景，单单解决“不同类型计算机之间的分布式连接”远远不够。首先面临的是计算机之间的互通问题，这就使得创造一个对所有类型的计算机都适用的底层协议成为了首当其冲的问题，而这恰好是罗伯特·卡恩和温顿·瑟夫思考的问题，他们随后给出了完美的解决方案——“TCP/IP”（一个开放的非专有标准）^[47]，在他们“尝试将网络相互连接时……这就是互联网问题”^[48]；其次是便捷性的问题，即能否让计算机使用起来更加人性化？这就包括文件浏览能否更方便、人机交互能否更即时以及使用成本能否更低等。对此，利克莱德首先提出，“建模（“人头脑中抽象的概念结构”）是沟通的基础和核心”，因此，“创造性的互动式交流需要可以建模的可塑媒体……（它）就在手边，即已编程的数字计算机”，而计算机虽然具有重要的“连接功能”——“提供人与人的连接或信息之间的传递”，但“我们不会说，购买计算机，您的交流问题将会得到解决”，利克莱德认为，计算机给人们的交流带来革命性的创新在于它提升了人的“建模功能”，即“使人拥有了与他人（机器）积极交互的合作能力”，因为“创造性互动交往的本质就是创造一个解决交流问题的新规则”。至于计算机的使用成本并不是问题，因为未来“在线互动社区……将不是（基于）共同位置而是共同利益”，因此“最终每笔信息交易都具有足够的收益以保证其成本”^[49]。利克莱德半个世纪前的思考依旧让人耳目一新，其中他对创造性互动交往的看法更是令人醍醐灌顶。

ARPANET的部分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选择一些主机计算机将其连接起来。在140个潜在投标人的报价请求中，大多数计算机科学公司都认为ARPANET的提案不合时宜，只有12个提交了建立网络的投标，BBN科技公司最后承担了该任务。1969年10月29日晚上10:30左右，通过AT＆T电话公司提供的50 kbps线路，两个节点的ARPANET顺利建立连接，第一个完整的ARPANET得以建立。之后出现了一段互联网史上的趣事，1972年，AT＆T公司以ARPANET不能盈利为理由，拒绝了政府要它接收ARPANET的提议。因此，当ARPANET经过多年实验在1975年被宣布为“可运行的”时候，对它的控制权也由ARPA转交到了美国国防通信局。1983年，美国军方从ARPANET中分离出了MILNET（只供军方使用），ARPANET从此被释放为一个非机密的研究网络。80年代中期，ARPANET连接到了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外部网络，成为全球范围的网络。1989年，伯纳斯·李发明了统一资源标志符（URI）、文本标记语言（HTML）和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1990年12月，伯纳斯·李在瑞士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实验室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浏览器“WorldWideWeb”（后改名为Nexus），实现了通过浏览器访问具有超链接功能的超文本内容^[50]。次年，该浏览器由CERN对外发布，首先于1991年1月向其他研究机构发布，然后8月向公众开放。在他的著作《编织万维网》中，他对万维网给人带来的交流的想象是这样的：“一切事物将相互连接，而得益于此，我们将能够挣脱等级划分的社会体制所加诸于个体的束缚，我们将拥有新的自由，也将成长得比任何时候更快。”^[51]

当然，互联网离不开许多其他技术工程师的辛劳与想象，其中不得不提的有伊凡·苏泽兰特，他在接下利克莱德IPTO主任的担子之前，就发明了计算机绘图软件sketchpad，这改变了人与计算机交互的形式；另外是道格·恩格巴特，他察觉到了未来变化的速度、规模以及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提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共同进化的环境，这就包括建立包含动态的共享知识存储库（DKR），在网络化促进社区之间，促进集体智商的发展”；之外还有埃里克·比纳，他在1993年编写了Mosaic，这款浏览器使WWW和Internet开始变得真正流行起来……总而言之，正是由于这些技术工程师，十几年后，互联网席卷了全球。计算机科学家尼葛洛庞帝对它带来的数字化未来带来充满激情：“作为‘信息DNA’，比特正迅速取代原子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数字化生存的四个特质：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将会为其带来最后的胜利，过去径渭分明的学科和你争我斗的企业开始以合作取代竞争。”^[52]

相较于这种乐观态度，互联网创始人有着自己的顾虑。罗伯特·泰勒认为，互联网当然应该对所有人免费开放，可除了开放，他还提到了另一点，那就是控制，“使用互联网的人可能会在网上进行自我复制，而且这种行为无法消迹，因此必须要有某种方式确保每个人都承担了责任”^[53]。此外，尽管伯纳斯·李相信“生活的希望来自于世界上所有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但他并不支持那些自由者们“利用技术来限制政府”，他觉得“美国的任何一个团体不信任其国家的政治体制，试图避开它而不是改进它是不可取的。”

（三）

想象的书写者：政府、企业与大众文化

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无法分开，信息革命所表现的并不仅仅是技术，它还可能涉及到政府的治理方式，社会的价值系统，甚至是个人的家庭体系、所有物以及职业工作^[54]。二战后，美国经济实力迅速提升，人们也越来越认为美国社会的诸多问题需要借助科学和技术的知识来处理。美国国防部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就曾在公众演讲中建议，国防部研究所应当将它的注意力适当地转移到公共经济领域，军事领域的科学技术也应当被合理地运用到民用领域。这一呼吁得到了美国各大部门的强烈支持，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每年都会投资1000万美金用于“科技利用项目”，而当罗伯特·泰勒说服ARPA主管查尔斯M.赫兹菲尔德批准ARPANET计划时，查尔斯也并没有特别地询问ARPANET的军事防护原理，他更多的只是基于ARPANET未来可能产生的跨越领域的影响而批准了该计划。泰勒在后来的口述史中回忆，这次项目申请全程只花了二十分钟左右，他后来也没有再收到任何来自国防部的指导^[55]。由此我们看到了“军方和科学家的互信使科学家享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结果，学术科学的价值成为互联网发展的第二个重大因子……开放和互惠就成为互联网初创时的传统之一”^[56]。

作为独立的公益研究机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对互联网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1986年，NSF推出了它的骨干网NSFNet，并将TCP/IP作为NSFNet的通信协议，在整个协议期内（还延长了两年半），NSF前后向NSFNet提供了5790万美元资金——尽管相比于其它某些政府项目，这只是九牛一毛，但NSFNet计划多年来一直是NSF众多计划中增长最快的一个。事实上，为了满足科研团体对国家高速网络的信息需求，1985年NSF就已经向ARPA拨款了400万美元，在40所大学中安装了新的ARPANET节点，以供NSF选择。相比之下，1975年接手ARPANET的国防通信局直到1990年才将所有节点安装到位，而到那时T1NSFNet已经使用了两年^[57]。作为当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科研网络阵地，NSFNet保障了全美不同专业科学家彼此之间高速稳定的信息交流^[58]。在使用者眼里，这样一个学术研究网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网络的网络”，“就像是在一个工作站，本地的科学家可以跟异地科学家共同工作”^[59]。1990年，ARPANET正式解散，与其连接的大多数大学计算机都被移至NSFNet，“火炬从旧网络传递到了新网络”。

随着连接网络的增长，允许商业使用网络的压力开始增大，当时几乎所有的区域研究网都剥离出了商业实体。1991年3月，NSFNet终于允许从事公开学术交流和研究的利润公司使用NSFNet。随后，NSFNet的流量开始爆炸性增长，到1994年年底，NSFNet每月流量超过一万GB。1995年，NSFNet退役，所有网络随之迁移到了与一个或多个NAP连接的商业网络提供商。此时，Internet在美国已经完全商业化，全美取消了Internet承载商业流量的最后限制^[60]。对互联网的商业化进程，有的学者非常警惕，伊利诺大学法学院教授杰伊·普克森就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三个建议：其一，政府首先必须确保ICANN对整个互联网社区负责，而不是对商业利益负责；其次，美国政府必须确保ICANN决策过程具有更大透明度和公众意见；最后，必须记住，私有化是实现理想的公共利益（例如创造竞争）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61]。然而，互联网“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

历史的推动力使互联网迎来商业化浪潮，新技术的普及不久就让报纸行业感到震惊。然而在近十年期间，这些报团仅仅是把网络科技看成是把印刷产品变为数字产品的电子工具^[62]，而没有从报业重组的高度认识到互联网即将引发的行业震动^[63]。与媒体人恰恰相反，比尔·盖茨十分清楚互联网的革命性力量，“在今后的几年内，重大的决策将必须由政府、公司和个人来做出”。在这句话里，他把公司放在了次于政府的第二位的位置，可他实际上却放弃众议院国会议员的身份，转而在21岁时创立微软。比尔·盖茨一直都是从“服务”的角度——互联网能给人们带来哪些便利——来认识互联网的，因此“建立一个团队，给用户提供最好的软件产品”^[64]就成了微软的应对之道。即使是在十年后，比尔还不忘在公司备忘录里向员工强调，“互联网将会使软件更强大，未来将会出现服务浪潮”^[65]。对于人们的担忧，认为“互联网将会减少人们用于社交的时间，我们会被孤立起来”，比尔·盖茨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他始终坚信互联网将会“使所有人受益”。私有化的确给互联网带来了莫大好处，当时最重要一件事就是，1994年人们就可以通过免费Netscape浏览器在美国方便地进行访问^[66]。

可没想到的是，一年之后，微软开发了另一款免费的浏览器，一夜之间，微软获得互联网的消息像野火一样在整个技术投资社区传播，Netscape很快失去一半市值^[67]。商业的引入使互联网成为一个残酷的厮杀场，而用户成为他们厮杀的肥肉。1998年，美国司法部和美国20个州的检察总长状告微软，控诉其将自己的操作系统和网络浏览器捆绑出售，以此手段非法维持其在PC市场的垄断地位。自此，一场世纪反垄断大案在美国上演，微软面临被解散的危险。2000年，法官托马斯·彭菲尔德·杰克逊最后裁定：微软应该被拆分。此后该案经过三年上诉，美国上诉法院最终一致批准微软与司法部达成和解，并驳回有关制裁不充分的反对意见——除了对微软施加罚款、限制和监视措施外，美国司法部既不要求微软更改其任何代码，也不禁止微软将来与Windows捆绑其他软件^[68]。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美国政府为了保障美国公司的全球影响力而做出了带有偏好的判决，最糟糕的情况甚至是，“即使你真的相信比尔·盖茨违反了法律，也不能对其强加一个会损害广大民众的惩罚”，因为这种惩罚所能带来的反效果是，“原本免费的应用软件会开始收费，而经营操作系统的公司也将放弃原有价格限制大幅提价”^[69]。时间很快来到1997年，该年SixDegrees.com推出，允许用户创建个人资料并与站点上的其他朋友联系。SixDegrees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社交网站（SNS）^[70]。2004年，风靡全球的Facebook诞生，互联网的交流想象史越来越壮阔了。

有学者对媒介记忆进行研究后发现，媒介记忆有意强化了技术、商业以及使用维度的互联网历史，却遮蔽了互联网政治史与社会史等线索^[71]。在对互联网进行交流想象的图景里，人们不免会过分地强调军事、政府以及商业的宰制性力量，从而忽略千千万万个普通用户对互联网的影响，而身为把关人的大众媒体又具有议程设置能力，因此，洞察出大众媒体此种功用的权势精英们，与媒体公司进行资本交换，合力对社会议题进行把控，就此所谓的历史成为权势精英的控制史。有鉴于此，相较于把ARPANET的诞生归结于冷战、政府、商业公司等强势力量，研究者们更不能忽略当时流行的另一种目前看来可能被遗忘的观点，那就是ARPANET同时也是由激进的年轻计算机工程师和顽皮的黑客所建立，他们受到了旧金山湾区酸蚀的反主流文化的影响……他们的梦想就是建立互联网之上的人与人交流的美好王国^[72]。有趣的是，可能正是这种乌托邦设想促进了人们对互联网最流行的想象。换言之，离开了反主流文化，可能就没有现在的互联网概念。

1995年，一篇《赛博空间独立宣言》喊出了全球网民的心声：“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世界：不存在因种族、经济实力、武力或出生地点而产生的特权或偏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表达他们的信仰而不用害怕被强迫保持沉默或顺从，不论这种信仰是多么的奇特。^”[73]尽管这一口号在如今看来是空想，是美梦，但历史证明它并非无用。身为最富叛逆精神的MIT AI实验室黑客圈中的一员，理查德·斯托曼就用自己的行动践了这一信念：从1985年到现在，他领导的“自由软件运动”从来都没有消失，一群热枕的自由者们积极传播自由协作的理念，鼓励自由软件取代专有软件，并相信社会将会因此变得更加美好；^[74]吉米·威尔士则成功创立Wikipedia，这源于他对互联网最初的交流想象：“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获取所有人类知识的总和”^[75]……所有这一切不禁让人开始相信，互联网是“军工学”复合体与反主流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76]。如果反主流文化不是主要因素，至少，人们再也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除了与互联网直接相关的行动者，人们对互联网交流之想象很有可能也受到了其他行动者的影响。比如威廉·吉布森就曾在他风靡全球的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中描述了赛博空间的一种可能：你可以从理论上完全把自己包裹在媒体中，可以不必再去关心周围实际上在发生着什么。然而，这种想象的赛博空间同时却也是一个弥漫着反乌托邦氛围的未来，被科技挤压到生存边缘的小人物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拼尽全力活得像一个人^[77]；面对互联网，托夫勒则宣称“第三次浪潮将在历史上第一次产生‘超越市场’的文明”——尽管这种情况至今也没有发生，甚至市场的触角反倒伸得更远了——但他的另一些说法，比如“随着第三次浪潮文明的建立，我们可以做许多事情来支持和丰富集体生活，而不是破坏集体生活”^[78]却十分切合人们对互联网的想象……

三、讨论与总结

作为军方的项目，APRANET对互联网最大的影响在于：它筛选出了早期计算机网络连接的基础架构——分布式连接，使得互联网“去中心化”成为可能，也使网络系统在遭受外部攻击时不会丢失数据。如果“切掉了一部分主机或损坏了一部分，它的功能将转移到未损坏的部分，从而使它成为一个分布式网络，即神经元相互连接”^[79]。现在，人们对互联网最重要的交流的想象，比如“平等”、“开放”、“去中心化”等大多由此而来。“分布式网络架构”这一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1964年，当时保罗·巴兰对外公布了他关于分布式网络的研究成果，并将它传真到了世界上的任何一所研究室^[80]。资助保罗·巴兰的兰德公司并没有为此申请专利，因为巴兰认为，这一成果应该属于公众。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的资助方——兰德公司——当时是由美国空军筹备建成，其目的在于保留空军在二战中的作战研究能力，确保美国国家安全^[81]。军方深刻影响到了互联网，它对ARPANET项目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并不干涉，而且还长期对其进行不带来任何收益的大量资金投入，直到ARPANET后来被应用于民用领域，才逐渐停止资助。军方对互联网态度的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当时科学主义价值取向。虽然即使没有军方，互联网一定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82]。可以说，军方养育了它，但怀上它的却并不是军方。

应该说，互联网早期只是一种不完整的设想，这种设想几乎跟交流毫无关系——知识利用与共享。实现这种设想需要助产士，一批批怀抱梦想的实干家勇敢地扮演起了这个角色，最早的这批实干家就是计算机技术工程师。值得留意的是，这些计算机工程师们有的还是心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如果说梦想是摸不着的，只有将它变成实体，才能真正地实现它，那技术工程师们则把这种实体具体化为计算机网络，从而实现了这个梦想。然而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并不顺利，伟大的“知识共享联盟”失败了。也许只有当人首先承认机器运行的逻辑跟人的思维具有本质的不同，并且认识到只有严格按照技术的逻辑才能真正地将技术创造出来，而不是自我欺骗，沉溺于不可实现的乌托邦理想，人才能真正创造未来。因此，人必须要认识到，具有信息交流功能的计算机网络首先就是由一项项技术拼接而成。

对技术未来的想象只有懂技术的、使用技术的群体才能真正地将其创造出来。利克莱德认为，早期ARPANET的六个交互式多访问计算机社区便是互联网真正的先驱。“首先，他们的一些成员是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了解人机交互的概念以及交互式多路访问系统的技术；其次，他们的其他成员都是其他学科或领域的创造力人士，他们认识到有用性，并意识到交互式多路访问计算对其工作的影响；第三，社区拥有大型多路访问计算机，这使得社区成员们能学会并能使用它们；第四，他们的努力是再生的^[83]。可以说，他们才是互联网最早的缔造者，他们既明白互联网对于交流的益处，也清楚获得这些益处所需要的条件及代价。他们对互联网交流之想象更多是从技术角度来看，因此他们的观点往往乐观实际以及充满洞见。不过有些想象也难免夸大，比如挣脱等级束缚、追求和谐、跨越国界等，造成这一情况的可能原因是，他们既没有考虑到传播与交流的社会学差异，也没有意识到交流的心灵属性，而这些差异在数据通信中当然并不存在，可在人与人的交流中，它们却不可忽略。

因此，在对互联网进行交流之想象时，法国哲学家让·卢克·南希的提醒就更值得思考。他认为，如果没有很深刻地修正「社群的给定意项」，即使人们对社群的意识日益增强，以及信息渠道和所谓的多种族社会使人感到自己能够与他人有所相同——这些都是互联网看似能带来的——但我们依旧没有在社群问题上有任何真实意义上的进步。具体来说，群体交流的问题并不是该如何增强群体意识、如何与他人连接，以及如何跟他人相同，而是个体能不能成为群体的一员，交流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可”与“不可”的问题，而是“是”和“不是”的问题，是阶层文化认同的问题，而不是连接的问题。

军方背景之外的政府机构对互联网的促进作用也毋庸置疑，这些机构（本文只提了NSF）为早期的互联网（学术）群体提供了稳定的交流保障，它们以免费拨款的形式，培养了最早的一批互联网使用者。很难说这些政府机构对互联网交流之想象的影响是什么样子，它的程度如何。但我们可以说，它的影响间接地体现在了这些使用群体之中，它促使那些使用者们形成了一种集体氛围，这种氛围培养了后来人们对于互联网交流的想象。在本文看来，处于这种想象氛围的核心是：免费与平等。之所以造成这种想象，关键还在于早期互联网的公共事业属性以及研发人员和早期用户的精英属性。放在市场化的今天，很难想象会有程序员乐意将将自己开发的核心技术（且这种技术的盈利空间是以数亿美元计算的）完全免费化，可是放到当时，互联网的核心技术，包括分布式网络构架、TCP/IP协议、WWW等完全都免费。归根到底，这还是由于早期互联网共同体所处的环境：一个没有商业属性的纯粹的学术公共领域。这种氛围也埋伏着对互联网交流之想象的两个极端：一个是交流之乌托邦，一个是交流之彻底失望。不过，当互联网引入商业之后，免费与平等就被打破了。效率最优的技术主义、利润最高的资本主义、规模最大的产业主义成了市场经济中寡头生存的三个基本逻辑^[84]。人们由此逐渐意识到，原来，“社交媒体是个人解放的媒介，而不是集体解放的媒介；是自我表达的媒介（常常在消费者和个人意义上），而不是改变社会的媒介；是娱乐和休闲的媒介，而不是政治传播的媒介（政治传播仍然由旧媒体主宰）；是精英和大公司型塑社会议程的媒体，而不是激进政治的媒介……换句话说，社交媒体由它们所处的大环境来塑造，而不是靠改变社会的自主力量来运行。”^[56]总之，当商业成为互联网运行的底层力量时，人们对于互联网所能带来的交流的想象已经完全变了。曾经网络自由主义斗士遍布在美国各个州，他们甚至将反主流文化传播到了赛博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并由此结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对平等、共享、无歧视、自由协作的价值观念身体力行。现在，这种想法已经被公然讥讽为乌托邦，那些“自由软件运动”的坚持者们，成为了今日的西西弗。互联网的土壤已经改变，过去的美好成为了今日的天方夜谭，人们再一次对交流彻底失望。不过，没有人不会承认，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至少在物质层面，它史无前例地让交流更便捷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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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中国传媒报告》2023年第2期总第086期，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