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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治理

“健康中国”当下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是重要的治国理念。今年以来，健康治理政策持续发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推动全面建立中国特色、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2023年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强调，着力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今年的“世界卫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中国宣传主题定为“优质资源下沉，人人享有健康”。不久前，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全球卫生紧急状态结束。历经新冠疫情，如何加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深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需要进一步思考。

原文 ：“健康中国”建设，奔跑在路上

作者 | 本报记者 尹 英

图片 | 网络

我国健康领域发展成就显著

摄入优质蛋白，合理膳食；早睡早起不熬夜，注重养生；一波波运动“时尚”兴起，保持体育锻炼。当下，“健康”逐渐成为社会发展、大众生活中的流行语。历经新冠疫情，健康治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适逢世界卫生组织成立75周年，今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为“众生的健康”。欧洲投资银行行长沃纳·霍耶尔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人类预期寿命缩短，基本免疫覆盖率降低，众多疾病防治被干扰，增加了全球人口健康挑战，而卫生是发展、繁荣和国家安全的核心，健康仍是人类目前最好的投资方向。

当前，世界多国在积极推进卫生与健康改革。英国首相苏纳克呼吁采取“大胆和激进的”行动来改革处于危机中的国家医疗体系，德国希望从根本上改革其医疗保障和医院组织，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对法国陷入困境的卫生系统进行全面改革，新加坡发布了“更健康的新加坡（Healthier SG）”白皮书，将医疗保健的重心转向基层，构建更广泛的家庭医生网络。新加坡基层医疗护理网络已与约670家全科诊所达成合作，加强了居民原本的初级保健补贴和慢病管理保险两项医疗保险与“Healthier SG计划”财政补贴的融合。

我国开辟了一条符合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加强健康治理的顶层设计，把“健康中国”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康中国”于2015年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我国卫生健康工作进行了规划和部署。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将健康中国提升到国家整体战略层面统筹谋划。201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就“十四五”期间健康中国建设进行系统谋划和总体布局。党的二十大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民的健康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和发展。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卫生健康事业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与国家整体战略紧密衔接，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在政策驱动下，我国健康领域发展成就显著，这可从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看出。截至2022年末，全国共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98.0万个，较上年增加0.3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网络不断健全；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数量达到1155万人，从2013年至2022年，我国卫生技术人员总数增加了434万人，基层卫生人员数量大幅增加；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34570万人，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36242万人，比上年底增加811万人，社会保险覆盖面继续扩大。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姚建红在《红旗文稿》上发文指出，我国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健康需求更加多样化、个性化，但当前卫生健康服务体系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服务“碎片化”等问题，亟待更好的解决方案。建立科学有效的人民健康优先发展机制、绩效考核机制等，是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必然选择。

健康治理面临复杂局面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我国健康治理面临着多重因素交织叠加的复杂局面，人们对健康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并有了新的更高期盼。中山大学教授岳经纶指出，市场经济转型、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大规模人口流动、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带来了不断增加的健康需要；疾病谱的变化为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障带来了新的要求，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目前影响我国国民健康的主要病种；生态环境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了健康生活、健康环境的压力。来自这些方面的压力促使我国卫生健康领域发生政策范式转移。

个体健康问题的解决不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非卫生系统一家之职。“亟需以‘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理念为指导整合治理各方资源。”中南大学教授刘丽杭向本报指出，“整合”所强调的是所有公共政策都有可能对居民健康产生影响，如农业、教育、环境、财政等部门的政策，住房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政策，标本兼治地从源头上防范并解决新型传染病、流感以及慢性病，如肥胖和高血压、精神卫生等各种棘手的社会与居民的健康问题。

在健康治理有更高要求的同时，我国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依旧存在一些较难突破的“瓶颈”问题，其中，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的配置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患者往往选择城市三级医院，造成城市大医院人满为患，尤其是新冠疫情凸显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短板。全国政协委员陶仪声在今年两会上指出，在基层医疗方面，目前我国地区和城乡之间发展尚不平衡。从医疗机构床位总量和增幅情况看，大医院床位总量及增加力度远远大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农村地区供给不足。因此，把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就显得格外重要。

事实上，“预防为主”的理念早已有之，先秦时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首次出现“治未病”之说。中山大学教授申曙光撰文指出这一理念没能被很好地得到践行。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卫生领域往往“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主要以兴建大医院、提高医疗水平为重点，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社区医院投入不够，对慢性病的预防、保健不够重视；在健康产业的发展方面，社会资本主要集中于与疾病治疗相关的医疗药品与器械领域，基于健康维护与健康促进的相关产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健康中国”未来可期

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支撑。当前，这一体系建设更加突出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今年，吉林推动3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内蒙古建设紧密型医共体20个，宁夏推动14家县域医共体一体化运行……武汉大学教授王培刚向本报表示，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可有效带动地区医疗技术提升，提高区域医疗服务“同质化”水平，减少异地就医；医联体、医共体建设能助力实现基层首诊、急慢分诊、双向转诊、人才技术流动联动，促进合理就医格局形成，提升医疗资源运行效率。这样，看病不用出远门、挂号不用排长龙、家门口就能看名医的就医理想逐渐照进现实。

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建设也是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校堃在《健康中国观察》中指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直接提供者，直接决定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因此，要有更完善的政策保障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待遇、职业发展等，同时加大基层医疗卫生人才招生政策支持力度，比如温州医科大学积极实行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定向培养政策，面向农村社区定向培养本科层次的全科医生，至今已定向培养2956名基层医生，有效充实了基层卫生人才队伍。

除了基层医疗体系，整合型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强调疾病预防，实现防治结合。如今，福建省三明市乡村医生为村民看病时，会一次开出“三张处方”：药品处方、生活运动处方、饮食处方，提出生活起居、健康管理等方面的建议。这是健康中国建设防治结合的一个缩影。南开大学教授庞瑞芝认为，优质高效整合型卫生服务模式以人的健康需求为核心，整合疾病预防、健康管理、疾病诊疗、护理康复等服务于一体，要突出疾病预防环节和基层医疗体系在维护健康方面的基础性地位。

建设健康中国不仅靠医疗卫生服务的“小处方”，更靠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很多国家跳出专业卫生部门“桎梏”，促使不同部门形成健康合作。比如，澳大利亚的南澳大利亚州政府设立了独立的基于社区网络的“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管理部门。我国也积极实践“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如居民健康素养领跑全市的上海市松江区加强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区长担任国家卫生区创建领导小组组长，成立区健康促进中心（爱国卫生事务中心），建立区职能部门联络员机制和街镇（园区）推进机制。云南大学教授杨临宏指出，后疫情时代，我国公共健康发展迎来“机会之窗”，“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是一项健康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性机制，将成为我国健康领域社会风险治理的“治本之策”。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更加强化对个体健康意识和能力的塑造。毕竟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刘丽杭教授向本报指出，首先要将“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融入学前、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系统各环节，而个体同化取决于他人或群体的吸引力，要以社区健康共同体理念为引导，构建社区健康生活互动模式，潜移默化地改变居民的健康生活理念及方式。个体真正从内心深处接受他人及群体的健康观，彻底转变自己的态度而形成新的态度，并将其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如此，个体健康生活的理念才是稳固的，才能支撑起朝气蓬勃的健康中国。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55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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