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暑假作业书皮儿的做法，做书皮的教程

七十年代，我们小学的课本，父亲一般是不会看得。二姐刚读初中时，省编的语文教材，还是左味很浓、难以卒读。

可到了八十年代，中学有了全国统编教材之后，语文课本的课文就有点意思了，每次开学，我们领回了新的课本之后，二姐的《语文》便成了那几天晚上、父亲的枕边书，“写的真好！没想到朱老总一个武人，竟能写这么好的散文。”这是他对朱德《母亲的回忆》的赞叹；“粮店买米的掌柜，卖米的乡下的农民，他们讨价还价时的嘴脸，真是写活了，那时候做生意的就是那副样子啊。一些烂菜叶子在农民的船帮边上荡来荡去，你看看停泊在江边的那些渔民的小船，可不就是那样吗。” 这是他读了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后的感叹。其他如鲁迅的《社戏》、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契科夫的《变色龙》等等，我都是因为在写着作业的同时，常常不经意地听到父亲一个人情不自禁地叫好、而慢慢知道并也喜欢起这些作品的“好”来。

英明领袖的“抓纲治国”、拨乱反正，毕竟给教育界吹来了一阵清风，中学学生的《语文》，编得更注重文学色彩了，不再像此前的课文，几乎与《政治》教材都要相差无几了。

出版界毕竟要滞后一些，父亲那时从单位图书室能借到的读物，无非还是《李自成》、《艳艳天》、《林海雪原》、《山呼海啸》之类，难怪当他偶尔翻读二姐的《语文》时，竟然能获得那样的快慰，真正是一种耳目一新的惊喜啊。

父亲的文学鉴赏力是比较高的。有一次，上着班呢，匆匆拿了几张废纸去上厕所，展开一看，就被几页瞿秋白的《饿乡纪程》所深深吸引，“文笔真美！瞿真是个才耶。”别无选择，用毕还是很惋惜，那时自己要想再找《饿乡纪程》来看，哪里那么容易？父亲后来一再感叹瞿文之美，以至引发我也早早地去读了《饿乡纪程》，去读《多余的话》，去读秋白绝笔，以及瞿秋白那谜一样的人生：

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山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谳(yàn)，乃狱中言志耳。

像瞿这样的国学功底，同时还精通俄文，如此才人，当今还能数出几个来？

中共的早期领袖，才华出众、卓尔不群者大有人在，不少也是都是人中龙凤。

我们当时还不能体会父亲久旱逢甘霖一般地快感，忍不住地催促：“以后再慢慢看吧，先帮我们包书皮呀，明天上课就要用呢。”

“好，真好！”父亲的赞叹映入了我的脑海，同时也引起了我的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课文，就能那样的好，且又好在哪里呢？

就是这份好奇与疑惑，成了我爱上文学的发端。从初一起，我一直就是班级的语文课代表，虽然我内心里渴望着能当数学课代表，因为那已是一个“向科学进军”的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几乎成了全民的信条。

我们姐弟之间，相邻均相差两岁，在我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二姐、三姐均已经在五中读初中了。

上海，1970年发行的小学《数学》课本，我们的《算术》必这还要简朴。

相对于“文革”时期的教材，新的全国统一编写的教材可谓是面貌一新，连封面设计的风格都彻底改变了：记得此前的语文、算术课本的封面，多是红小兵与工人叔叔一起开批判大会或与农民白柏坐在田头听其忆苦思甜的木刻（工人必是叔叔，才有力量，农民则必是伯伯，这才够忆苦的资格呀），仅需简单的红与黑简单地套印即可。

语文新教材的封面，就很有些传统文化的底蕴了，统一采用国画小写意花卉的黑白反转片来作为主体，分别衬托以粉绿、橘红等单色的底子，非常的雅致、大气，很是耐看。“语文”两字还是出自郭沫若的手笔呢。至于代数、几何等的封面，也是素色打底，采用仿宋字的书名，再配上现代、简约的与学科相关的几何图案，显得简洁、明了而而大方，也很招人喜爱。

每次开学领回新书，我会对姐姐们的初中课本爱不释手，尽管还看不大懂，但就是喜欢里面那些精美的插图、各式各样美妙的几何图形以及优雅的代数符号，觉得要比算术有趣得多。课余看得多了，也就渐渐懂得了有理数、多项式、一元方程等的一些皮毛，觉得这样的计算方法应该比算术更科学，更符合人的思考习惯，因而更容易掌握也是自然的。还没上初中呢，我已经迷上了初中的一些学习内容了。期待着自己能早日上初中，再也不受这鸡兔同笼的算术的折磨了。也正因此，对于初中文化课的学习，我其实大约在此时就已经开始了，当然是自学。

1980年代人教版的初中语文课本封面。多美的课本封面。

黄永玉十二岁到厦门集美中学读初中，语文教材对于他而言太浅，而数理化、英语等他又学不会且也不喜欢，于是新书一到手，干脆统统卖了去买点生活用品，然后自己一头钻进学校的图书馆，

黄永玉是个天才，我们却是凡人，那能像他那样呢？

因此，每次开学报到，领回新课本之后，姐弟三人在当天晚上必然会请父亲为我们的课本逐一包上书皮。那时还没有塑料书皮出售，每个孩子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与条件，搜寻身边各种中意的材料，来给自己的课本包上书皮的。我们姐弟三人，要包的书皮的课本至少有十来本，为此，父亲每年得很早就做好准备。

父母所在的制镜厂，当年在全市的轻工行业里、算得上是办得很红火的一家，因此，给Y书记的办公室还订了不少报刊，除两报一刊之外（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与红旗），还订有如《文汇报》、《光明日报》、《安徽日报》等报纸，连较为珍贵的《人民画报》都订了一份。书记的办公室很大，靠其一面墙安置了整墙的书柜，这就是单位的图书室了，由工会的J主席代为管理。那时存书很少，前来借书的职工很少，因为《金光大道》、《千重浪》啥的，也没几个人喜欢看。

J主席为人本身就很随和，与父亲一直是不错的朋友，他很欣赏父亲的文化品味。因此，父亲每年都要找他要一份陈年的《人民画报》给孩子宝树用，基本都能如愿以偿，只是不忘格外的提醒：“凡是有中央领导人照片的，不能乱裁乱包哦。”当然，这也是他的职责。

虽说是过期的老画报，可想要讨到一本可还真不容易，厂里想找老J讨要的人可多了，可这过期的《人民画报》又能有几本呢？那时的《人民画报》，在老百姓眼里实在是太稀罕了：大开本、铜版纸、彩色印刷，那些精美图片，真是人见人爱，但有时老百姓还买不起的。平时偶尔能得以欣赏一二，基本都靠市文化馆玻璃宣传橱窗里的不定期的展示。即使不包书皮吧，谁不想家里有一两本呢？邻居老C是市劳动局的一位科长，家里存有几本过期的画报，他的儿子曾是二姐的同学，偶尔邀请我们在他家翻阅一下，真是羡慕的可以。

《人民画报》的中页主要介绍文化成就的，故常有大师级的画家作品的全彩全幅展示，摘下来，或装框，或压在玻璃台板下，是那个时代很常见的美化、装饰手段之一，也是我所钟爱的。即便是那些新闻图片吧，有些也非常漂亮，不像现在的新闻图片，有些实在是不大好拍，连坐着都很难上镜呢。相较而言，那时的新闻摄影师们可就有福了，随便一拍，一不小心就是杰作啊。在第一代中央领导中，毛泽东、周恩来等相貌、身材俱佳，大多非常上相，加上又系出自新华社或中南海的顶尖摄影师之手，他们的很多新闻照片本身就是极好的宣传画。

比如那张由侯波拍摄的、主席在北戴河的海滩的单人照：蓝天碧海，老人家着一双黑色皮鞋、背靠双手站在浅黄的沙滩上，海风掀起了黑色大衣的一角，画面一下就活了起来，真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或挂在墙上，或置之案头，真有蓬荜生辉之效。Y书记的台板里，就有这张彩照，常年未曾换过的。

一本画报里领孩子们喜欢的画页毕竟不多，我们姐弟三人先根据自己的喜好，选一张自己最喜欢的一两张来包主课，其他则选用黑白印刷画页，反正是《人民画报》，包起书来还是比较有面子的。那时学生们的课本，原则上根本无需签名，因为各人所包的书皮，几乎没有雷同的，那些课本即使放在一起，大家也能迅速找到自己的课本，决不会混淆的。

我只记得曾为自己五年级第二学期的《算术》课本，选择了一张浓墨重彩的袁世海主演的京剧《野猪林》剧照，正是董超、薛霸两个小丑向手提禅杖、威风凛凛的花和尚喋喋求饶、而林冲正在一旁苦苦相劝的戏剧性画面。我本来不喜欢京剧的，因为还不大能懂，但由于对水浒的这个故事本是知道的，且对林冲、鲁智深一贯就因崇敬而十分喜爱，再经父亲给我及时大略介绍了一点相关的京剧常识，比如林冲是武生的扮相、鲁智深的架子花脸即“净”、董超、薛霸则是“丑”了，如果有林娘子，那就是所谓的青衣花旦了，等等，这让我觉得京剧原来也很有趣嘛。加之那张剧照的色彩真是十分漂亮，因此，我也就很满意父亲为我所选这张书皮了。父亲也很高兴，夸我有眼光、会选！因为他知道，二姐、三姐无论如何是不大愿意选择这张的，因为她们对水浒与京剧是都大不喜欢的。

1954年，毛主席北戴河海滩。《浪淘沙?北戴河》即写于这个夏天。

我自己为《语文》课本选择了一张大型历史题材的重彩工笔画《李自成进北京京》，就是由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那幅。几年前，父亲曾买过《李自成起义》及《红娘子》的连环画，使我开始对历史故事及历史题材的文学、美术作品开始稍感兴趣。因此，我很喜欢闯王骑在乌骓马上的英武形象，以及百姓箪食壶浆迎接义军进城的热烈场面，真是喜庆。再则，我选这张也是绝对不会与姐姐们的选择撞车的。

李自成进北京

星期天，父亲常爱去趟北门的小医院，那是本厂公费医疗的对口单位。那里的J医生与父亲很熟，有一次父亲因工伤烧伤了左手小臂，在那里住院治疗，J医生与红楼的Z大夫一样，也是在旧社会里自学成才的医生，他有些独门绝技还真令人不得不佩服，比如，父亲的烧伤，他就治得很好。也因此与父亲成了极好的朋友，父亲看病开药常找J医生，而他家里一有需要车、钳、焊工以及电工、木工等出手方能解决的小事情，也常找父亲帮忙。比如他钓鱼杆上收放鱼线的滑轮的转轴坏了，父亲就请车工Z师傅重新给他车了一个，比旧的还好用。父亲住院时，来探望的亲友之多，也让小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对父亲肃然起敬、刮目相看。因此父亲在那里的熟人、朋友很多。

有一位牙科Y医生，父亲带我去拔过一次牙，因而相识，此人喜读书，谈吐很有见识，因此父亲去小医院，只要时间充裕，总喜欢到Y大夫的诊室坐坐。某次闲谈，提及孩子们的读书情形，Y大夫淡淡说道：“书这东西，和人一样，用之为贵，不用为贱。”父亲听罢，有如醍醐灌顶。

当我升入初中，兴致勃勃地请父亲帮我们包书皮的时候，父亲忽然想起Y大夫的话，便道：“读书、读书，贵在读得好啊。要把书真正读进脑子才对。有些同学在学期都快结束时，看到自己的课本还像新的一样，就不免洋洋得意。其实不必如此。书是要人读的，假如书里的知识未曾入脑，就算课本爱惜得跟新的一样又有什么用呢？范仲淹不是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么？对书本也应该这样，善待、善用它就是，大可不必惺惺作儿女态。”

我们也觉得父亲说的很有道理，因此从那之后就再也不包书皮了。

多少年后，当看到李敖狂吹自己读书、写作的经验，竟是只为用起来方便，他总喜欢把买来的新书中的有用部分直接剪下来或撕下来，其余的则弃之如敝履。等他整得一地烂书的时候，他自己的新书也就完成了。掩卷遐想，对Y大夫与父亲的那番高论，依然叹服不已。

陈丹青在接受访谈时曾经感慨，在他自己小的时候，很多的长辈，即便是一位邻里的大爷、大妈，都会无意中给孩子们提供非常宝贵的指引，而现在的孩子们，太缺乏这样好的长辈了。我深以为然。